未来,科幻或成为人类阅读的大框架

来源:新京报 发布于2017-09-12 13:13:38 评论(0)

科幻小说正试图从“科幻文学”的框架里逃逸。“科幻正在变成一切”,英国当红科幻作家理查德·摩根有些“危言耸听”。如果我们记得第一本现代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出自英国,我们是否会好奇,为什么现在说起西方科幻小说,满脑子都是美国的“外星人系列”和“机器人系列”?作为西方科幻文学的两个重镇,英美两国的科幻文学经历了哪些变化?


2017年的上海书展一反常态,扔掉了主流文学,聚焦“边缘”的“科幻”。来自伦敦书展推荐的两位当红英国科幻作家保罗·J·麦考利和理查德·摩根,以及美国畅销科幻作家瑞萨·沃克,对于英美科幻文学的创作现状有着自己的理解。


瑞萨·沃克痴迷于“时间旅行”的概念,她的畅销科幻小说《穿梭时间的女孩》将幻想和科技交织,被誉为是向“美国现代科幻小说之父”海因莱因的致敬之作。两个英国人则“一硬一软”,保罗·麦考利追求科学细节,选择“硬科幻”写作;而理查德·摩根却用科幻书写“软一点”的人性,营造一个后反熵主义的假想国。


热天午后的申城建投书局,一间被摩根形容为“变形的屋子”里,他们热烈地讨论着西方科幻文学的流变,逐渐进入忘我之态。虽然我正在旁边做采访,却有一种错觉——也许真的存在一种平行空间,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宇宙里想象未来。


    瑞萨·沃克

    科幻小说让我们更安全地讨论现实


新京报:你的畅销科幻小说《穿梭时间的女孩》是历史题材和科幻的混搭,其中包含了科幻小说中常有的“时间旅行”的题材,作为一名历史老师,你如何看待“时间”概念在科幻小说中的运用?


沃克:历史就像玩“拷贝不走样”的游戏,传来传去真相总会扭曲。而历史并不只关于过去,就像时间线也不是单一的,科学家有种假设——存在一种平行空间,有许多条时间线,每一条时间线会导向不同的未来。比如我在美国南方长大,从小耳闻目睹了许多因种族歧视而导致的谋杀,我对未来美国的非洲裔人民的处境很担忧。探索未来世界的形态,也是“时间旅行”的目的,这是科幻小说常提常新的题材,我们总是对时间的概念着迷。


新京报:《穿梭时间的女孩》中有条故事主线是关于虚构的“塞勒斯教”,以宗教的名义作恶敛财。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一直被热议,在科幻创作中宗教问题是许多小说家的题材。


沃克:宗教是一种撼动科学的可怖力量,而今美国社会存在一些极端教派,把极端资本主义和极端基督教教义结合,其目的是为了金钱和权力。我本人在一个保守的基督教教区长大,目睹了有些教区产生极端基督教教派,在教堂里设置电视,制作宣传册,举办集会,甚至成立自己的政治机构和教育机构,还编写教材,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召集更多人去募捐。宗教已经成了一门生意。


我认为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教义和科学有悖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固执地相信上帝创造了人,人不是从猴子进化而来。我想这就是科幻作家会一次次把目光投向科学与宗教的原因之一——你如果从小就接受科学教育,就会有种天然的不服从,很难被宗教的极端教义洗脑。科幻小说部分地“祛了魅”。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科幻小说在传统主流文学中的独特价值?


沃克:中国老牌科幻作家王晋康先生说,科幻的价值在于第101种关于未来的可能。我非常同意。此外我认为,科幻小说提供了一种讨论现实生活中关于政治和种族等敏感问题的安全方式。在科幻小说里,未来不同种族人之间通婚生子,不会引起任何恐慌,相较于传统文学,科幻小说具有一种天然的“安全优势”——我们可以在异域空间里讨论现实。


比如我最爱的《星际迷航》是20世纪60年代末越战之后推出的科幻作品。越战刚结束后的美国,公民的精神状况非常糟糕。这时出现了《星际迷航》,用科幻的方式把人类的生存环境转移到外太空来讨论美国的社会现实,吸引了一大批对现实失望的人。连我保守的老父亲都对《星际迷航》目不转睛。面对现实,科幻小说有种更讨巧的进入方式。


    理查德·摩根&保罗·J·麦考利

    如今的文化产业都在消费科幻概念


新京报:1817年英国人玛丽·雪莱创作《弗兰肯斯坦》,这以后英国作为现代西方科幻小说的发源地,诞生了不少优秀作家,比如H.G.威尔斯和阿瑟·克拉克,然而一战后西方科幻创作重心转向了美国也是不争事实,直至今日美国都是西方科幻小说的中心。你们两位都来自英国,如何看待科幻小说在英美两国的迥异发展状况?


摩根:一战后,美国呈现出年轻的文化气象,相比之下英国文化显得落伍。1926年是美国现代科幻小说的起始年,因为出现了第一本科幻小说杂志《惊奇故事》。当时美国社会有种乐观的倾向,认为科技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科幻小说在美国很自然地迎来了黄金时代,那时的科幻小说用了很多科技成分包装故事主人公的冒险精神。英国科幻不是没有过反击——20世纪70年代发端英国的“新浪潮”运动提出要关注人的“内部空间”(Inner Space),然而美国科幻市场的魔力在于,它们可以迅速内化这种冲击,由此诞生了80年代的“赛博朋克”运动。事实上如今美国一直是中心,英国一直处在一个夹层中——一面受到传统英国文学的影响,一面受到美国科幻的冲击,有点疲惫。


麦考利:我认为英国和美国科幻的最大区别在于,英国科幻在科学层面更“弱”,会偏向更多政治性议题。美国在文化上很自由,科幻土壤更乐观,更有冲劲,更多去关注读者喜好,所以科幻小说更多的是色调明亮、结局美好的作品。但是英国人生活态度上更悲观,我们在写作上有更极端、更有冲突感的表达欲,会去直面社会的现有架构。英国科幻作家更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动态关系,不只是科技的元素。美国作家听读者的,读者想看什么就写什么。英国人更“拧巴”——我知道读者想看什么,但我就是不写,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不好。


新京报:对于资深的科幻迷来说,也有两个人群——喜欢硬科幻或软科幻,你们如何看待西方科幻创作中这二者的分别?


摩根:“硬科幻”关注的是科幻的实体,但其实业界不太说“软科幻”,因为“软”对于科幻不是一个好词——这表示科幻小说里写科学的成分不够专业。其实我认为不应该简单两分。任何一本好的科幻小说都需要人文层面的论述。如果科幻小说里没有人性,读起来会很冷漠。如果你想写未来的科技世界,你是不可能不写人的,否则作品中就只有机器了。


麦考利:关于“软科幻”,我想说有些科幻作家其实是“反科学”的,他们把科学当做一种给人类的警示。比如《弗兰肯斯坦》中实际上说的是责任——你对你自己的创造物必须负责。怪物被创造出来后,他读了很多哲学书,然后去问科学家,我是谁?你让我的生活很痛苦,我也不会让你好过。很多软科幻作品中试图讲述,很多人怕科学又不懂科学,这造成一种灾难。人类现在的生活是稳定幸福的,但是科技的发展导致了异化,埋下了人类自我毁灭的种子。


新京报:现在欧洲大陆阅读科幻小说的情况是怎样的?比如读者群的分布或者题材的扩展。


麦考利:欧洲读科幻的还是年轻人居多。他们喜欢看反乌托邦题材,比如“社会是如何分崩离析的”这样的话题,这给了他们一个借口远离父母,打破社会施加的枷锁。我记得我小时候爱看“英雄拯救世界”的科幻小说,那时二战结束不久,很多年轻人还喜欢做英雄梦。现在不同了,科幻小说越来越反映人们对生存环境的恐惧。


摩根:与其说现在科幻小说正在走向主流文学,不如说科幻小说正在变成我们生活的一切。如果说现在读科幻的都是年轻人,那么20年后这些读者依然会读科幻,我倾向于认为人的阅读习惯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


科幻进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游戏业,需要科技和魔法元素,科幻是游戏业的血脉。你会发现一个事实——从前玩电子游戏的都是30岁以下的人,如今40岁的人也在玩,而主流文化的守门人刚开始理解游戏业的意义;比如科幻电影越来越司空见惯,谁没听说过《星际穿越》《降临》和《银翼杀手》呢?漫画产业更是如此。西方几乎所有文化产业都在消费科幻,文学也是。科幻在未来不仅是主流,还可能会成为人类阅读的大框架。

责任编辑:李浩